1月16日，日本东京博物馆举办了“书圣之后——颜真卿及其时代书法特展”。台北博物馆为之借出231组文物，包括“翠玉白菜”、怀素的《自叙帖》，以及引起网友热议的颜真卿的《祭侄文稿》。消息一出，两岸民众情绪激烈，纷纷指责台北博物馆“擅自外借国宝”的谄媚之态，怒斥“‘天下第二行书’不被尊重”的荒诞之举。

但无论网友怎样愤愤不平，这批文物已经抵达日本，《祭侄文稿》也已从本月16日起开始对外展出，共计亮相约45日。

对此，有人愤懑：纸质文物极其脆弱，你凭什么让它出去？

也有人亲自抵达日本，现场返图（展会现场禁止拍照，但其称有“特别许可”）：保存状态良好，未见网上所言之“脆弱”。

那么，此次出行，对于《祭侄文稿》等文物来说，到底有没有伤害？

脆弱与否，动或不动？

在小编看来，文物极其脆弱，应该被保护以远离损伤，尤其是年代久远、价等连城的国宝。

  ●  逾越千年的纸本老人，不敢动

首先，国家文物局明文禁止元代之前的书法丝帛文物外借，如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书法作品，陆机的《平复帖》、王珣的《伯远帖》、怀素的《苦笋贴》、黄庭坚的《诸上座》，以及米芾的《苕溪诗》等。

原因很明显。

  ●  时间太久远，纸质文物更易损

年代久远的文物本身十分易损，更别提易粉化易腐朽的纸质书法作品。空气湿度、光线、灰尘、微生物等因素都会对文物造成一定程度的损伤。例如阳光的紫外线会让纸本泛黄、褪色、发脆；尘埃虫卵会让纸本风化。换言之，无论多郑重其事、特殊细致的保存纸本文物，除非完全全程真空避光搁置，不然必会受损。

台湾古董收藏家曾撰文指出，站在文物收藏和鉴赏角度而言，自古有云“纸寿千年绢五百”。《祭侄文稿》、《自叙帖》皆为唐朝作品，距今已逾千年（1261年），能完好保存至今，全赖千年以来历代收藏家、博物馆精心呵护才能达成。《祭侄文稿》上甚至还印着“子孙保之”的字样。

  ●  装裱修复，造成“酸化伤害”

但在现场看过真迹的人，都表示《祭侄文稿》看上去状态不错，丝毫不见“脆弱之势”。正如上文所说，这是因为《祭侄文稿》接受过多次的修复装裱工作。历朝历代的修复人员为使书画作品恢复到本来面貌，并得到一定强度的加固便于保存，会对其进行精细的修复。

然而“修复工作”让文物“焕发新生”的同时，也带来了“酸化危机”。古人装裱时常用浆糊、胶矾水，而这两种物质很容易让书画酸化。天长日久，酸让纸张发黄变脆，古人别无他法，只能小破修、大破换、补颜色，或干脆揭裱重装。《祭侄文稿》正是因为经过数次的装裱，导致宋之前的收藏历史已几乎被破坏干净。

民国时的装裱店

由于装裱修复太容易对历史信息、画芯造成损伤，是以现在的书画修复师傅都选择“保守治疗”，尽量恒温恒湿的保存。可万一遇到万不得已的情况，修复师傅也只能依照古法。但大家别忘了，修复的前提是“有损伤”。所以，如果可以尽量避免损伤，也就意味着能减少修复的次数，从而减少“修复伤害”的发生。

“一字千金”尚不足誉的国宝，不敢动

尽管文物易损，但依旧有一部分人认为，虽然文物本身年代久远，不宜大动干戈，但作为一种“文化交流”的手段，问题好像不大。对此，小编认为，文化交流固然重要，文化艺术也没有国界，但未必需要惊动国宝。

  ●  国宝《祭侄文稿》

而称《祭侄文稿》为“国宝”，丝毫不过分。其无论从书法造诣、艺术价值，到历史文化，都有着无法撼动的极高地位。元代张晏夸赞《祭侄文稿》：“唐太师鲁公颜真卿书《祭侄季明文稿》，天下行书第二。余家法书第一。”

2012年，《祭侄文稿》被核定为国宝。其与苏轼的《寒食帖》、赵干的《江行初雪图》并称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“镇馆之宝”。

2019年日本东京展出《祭侄文稿》宣传图

《祭侄文稿》能名誉千古的价值在于坦白真率，颜真卿将自己的情感通过笔墨发泄而出，未有工笔拙劣之顾虑，凭借自身长期于书法上累积的功底，在一个非常时刻产生了创作突破。此外，此稿的书法风格甚至影响了日本平安时期，例如日本空海和尚的成名之作《灌顶历名》草稿，即有明显的《祭侄文稿》笔意。

精神意义超越“文化交流”

《祭侄文稿》还具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、精神意义。《祭侄文稿》便是颜真卿在遭遇国难后（安史之乱，唐朝走向衰败的开端），又闻家变（兄长侄儿讨伐叛军被害，颜氏30余口丧命），寻得侄儿尸骸后，悲愤写下。是以，《祭侄文稿》已经不单单只是一件书法作品，还代表着一代宗师刚烈的气节，也记录下了盛唐的毁灭。

颜真卿

当一件作品已然成为了“刚烈气节、华夏风骨”的代名词，其本身的意义已经超越了“文化交流”的范畴。是以小编认为，《祭侄文稿》更应该作为一种精神典范被珍藏在馆内，每隔若干年（规定为至少3年）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内展示数日即可。如果没有什么大事发生，无需惊动他老人家远涉重洋。但若是民族陷入了某种危机或恐慌，如同《祭侄文稿》一般的“国宝文物”便该当仁不让的站出来，展示千年前国人的风骨，给予大众精神上的鼓舞。

除了现场参展，“文物展示”已别无他法了吗？

按照小编上文所述，《祭侄文稿》这样的国宝文物，其价值已无需多言。而为了保护这样的国宝，台北故宫博物院通常会选择相隔若干年（至少3年）才展出一次，这也导致了“抢票危机”。但如今，随着科技的发展，一些新技术的出现，如VR/AR，可以让大家不受时空的限制，与文物、历史“近距离接触”。

VR/AR技术，让博物馆藏品展现出了另一种鲜活的状态，其甚至可与大众进行互动。很多博物馆开始接入和使用AR技术，观众使用手机扫描相应的物品，即可看到文物模型、介绍、文字，以及特效。观赏结束以后，观众还能将文物“带回家”，继续观摩研究。

VR/AR也可以保护文物。如上文所述，尽量避免修复工作可以起到一定的文物保护作用。而利用VR/AR技术，尚未修复的文物也能在虚拟中立刻“还原”，这样一来，既能有效避免文物的二次损坏，也能满足观众的欣赏需求。

以下，是小编整理的部分国内外已接入VR/AR的博物馆详情。

故宫博物院

本月11日，故宫博物院和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，在香港九龙公园内的文物探知馆举办了一场“穿越紫禁城——建筑营造”展览，主题为“紫禁城的建筑和工艺”。其中，展览设置了两部长达20多分钟的VR影片，分别介绍紫禁城和三大殿的概况。

此前，故宫博物院还曾上线北京故宫博物院VR全景地图，为更多无法亲临的人，提供了在线上欣赏故宫博物院壮观景象和深厚历史底蕴的机会。透过该VR全景地图，大众能看到太和殿、中和殿、保和殿、文华殿和武英殿等紫禁城的外朝。与此同时，紫禁城北部皇室生活区域的后寝区，也能在北京故宫博物院VR全景地图中一览无余。

此外，VR还打破了历史的常规，明成祖朱棣唱起了嘻哈，玩起了自拍；后宫妃子也戴上头显，召唤皇帝，以解相思之苦。

2017年，故宫博物院为庆祝92周年纪念，特意开设了“发现·养心殿——主题数字体验展”。通过大型投影屏幕、VR头显、体感设备、可触摸屏等，大众便可体验皇帝临朝的“快感”，与朝中重臣对话，以及批阅奏章。除此以外，故宫还为VR体验添加了多种不同的游戏环节。

其实早在2000年，故宫便开始运用VR技术，十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的故宫古建筑、文物的3D模型，才能在现下较好的将文物与高科技结合，向大众展示故宫文化遗产所蕴含的历史风貌。

首都博物馆

2016年，首都博物馆举办了一场“王后·母亲·女将——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”。妇好墓复原沙盘前，安置了11台VR头显，参观者可以通过VR，看到“妇好墓内上下六层、深达7.5米”的虚拟挖掘现场。

由于妇好墓是分层埋葬的，也就是在不同的深度，埋着不同的随葬品。伴随着考古的深入，除了最深的一层，其余几层已不复存在。为了能更好的给人们还原展示当时的挖掘场景，首都博物馆选择了VR。

此外，国外还有多家博物馆也应用了VR/AR：VR/AR＋博物馆丨全新的“历史长廊”漫游体验Pick一下？其中包括，大英博物馆、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、西班牙国家考古博物馆。

VR/AR的兴起，让我们看到了艺术欣赏领域也能有新的可能。虽然从情怀的层面上看，VR/AR无法让人们亲眼看到“真实的文物”，但对于文物的保护、尊重、创新却起到了一个相当不错的作用。此外，热爱文物的朋友们也可以利用VR/AR，替代亲临现场的方式，在家进行研究，从而节约大量成本。

艺术没有国界，文化交流也没有界限。但对于《祭侄文稿》这种经历了千年的洗礼，蕴含着极高历史价值的国宝级文物，小编猜想，采用另一种展示方式，比如VR/AR，会不会更加妥帖？

但问题是，《祭侄文稿》等文物早已抵达日本，并已开始展览。对此，网上很多的阻拦声已化为了辱骂声，一阵一阵的议论扑面而来。然而，就在讨伐与不回应、谴责与无所谓的言论来回拉扯之际，也有一部分文物爱好者悄悄地来到了日本东京，抱着感动与无奈的心情，沉浸于古人的文化成就，深受震撼。

我们无法评判这两类人，究竟谁对谁错。我们只能说，对待文物，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态度。我想，最起码的态度，是谦卑。将文物、历史摆放在高处，让自己处在次要的位置，尊重文物的价值，抛开社会、政治、舆论带来的重重压力。历史不该是束之高阁的过去，文物也不该是出于某种目的的工具。

在网上抨击的人们，是痛心的谦卑；千里迢迢远赴东洋的人们，是直率的谦卑。无论何种，都令人感动。最后，在文化传承中，科技永远只是辅助，核心永远是人们；但同时，其难题与坎坷，却亦是人们。

附加历史小科普：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都从哪里来？

大家都知道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有很多，但究竟有多多呢？这么说吧，台北故宫博物院加上北京故宫博物院，再加上一些沈阳故宫博物馆、南京博物院的藏品，和流失在外的文物，可以组成原本清宫留下的全部珍宝。

北京故宫、沈阳故宫为两大古代宫殿建筑群，是以藏有大量清宫文物不足为奇。南京博物院内的藏品，来自当年北京故宫为躲避战乱运送过去；文物流失，是由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抢占，以及民国初期末代皇帝溥仪和宫内太监偷运出宫。

那么，台北故宫的文物是从哪儿来的呢？小编用时间线，为大家理一理这批文物的来龙去脉。

1924年，溥仪走出紫禁城，清宫正式改名为“故宫博物院”。

1931年，“九一八事变”后，东北三省沦陷，故宫博物院在南京政府的支持下，决定将院内的百万余件文物装箱南运。

1937年，“七七卢沟桥事变”后，南京城陷入危机，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再次将文物分“南中北”三路向西南后方向疏散。

1938年，一批文物转移至贵州省贵阳；一批安置在四川省重庆；一批北上徐州。

1939年，一批文物被运到贵阳郊外的安顺洞窟；一批再走水路到了四川省乐山；一批到达陕西省宝鸡，后又转至四川省峨眉。

1944年，战火蔓延到安顺附近，原本在安顺的文物被送到四川偏僻乡下巴县境内避难。

1945年，日本投降，疏散到巴县、乐山、峨眉的文物再聚集到重庆。

1947年，文物回到南京。

兜兜转转十几年，历经千里流浪后，文物再次回到南京。按照原本的计划，文物将随后运回北京，但还没等出发，内战爆发了。这批文物该何去何从呢？

1948年11月10日，正式召开了“文物避难”会议，最后决定从故宫文物中挑选出一部分运至台湾。除故宫的理事长兼执行院长翁文灏外，其余出席者都表示同意，包括蒋介石。

1948年12月22日，772箱文物被运往台湾。

1948年年底，第二批文物，共3502箱运往台湾。

1949年1月14日，解放军胜利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召开理事会，决定将尚留在南京的4000箱文物全部运到台湾。

1949年1月29日，第三批文物，共972箱运往台湾。

1949年春天，战况恶化，后续4批文物无法再搬运。

1965年，台北故宫博物院建成。

分三次海运到台湾的故宫文物共计2972箱，包括陶瓷器及书画共1434箱、图书1334箱、宫中文书档案204箱。

主要珍品列表：

台北故宫博物院有藏品清宫档案文献38万件册、善本书籍21万册、器物书画5万余件，加上抵台后征集的文物，总计69万余件。

善本书籍：完整《清史稿》，文渊阁版的《四库全书》及《四库全书荟要》；《南京条约》、《瑷珲条约》、《马关条约》等近代史上著名不平等条约的正本。

绘画作品：范宽的《溪山行旅图》、郭熙的《早春图》、李唐的《万壑松风图》；历朝帝王像159幅、皇后像59幅和先圣名臣像202幅。

书法作品：唐人摹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、怀素《自叙帖》、颜真卿《祭侄文稿》、米芾《蜀素帖》。

铜器：毛公鼎、散氏盘、宗周钟。

玉器：翠玉白菜、肉形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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